在歷史上的封建時代，發生在家族內部、兄弟叔侄之間的權力斗爭層出不窮。
而在這些斗爭中落于下風的一方，往往不得不迎接失敗者的命運。
在這個問題上，玄武門之變后的李淵特別引人注目，一大原因就是因為他經歷的斗爭發生在血親父子之間。
太上皇：退休生活慘遭克扣？
玄武門出事之后，從皇帝變成太上皇的李淵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？正史、野史以及傳說中，留下了各種不同的說法。
有人說他困居深宮，雖然保留著太上皇的名頭，但實際上等于被軟禁。
有人說他被迫交出了一切干預政事的權力，窮極無聊，除了養孩子之外啥都做不了。
甚至還有說法認為，他的好大兒李世民登基之后對老爹相當苛刻，甚至連他身邊當仆人的宮女人數都要大肆克扣，完全不把太上皇的生活舒適放在心上。
看來，唐高祖李淵的晚年，真是可以用一個「慘」字來形容。
而最后一個說法之所以流傳了千百年，實際上是從貞觀二年中書舍人李百藥的一封上書開始的。
這位官員向李世民上書提出，在皇宮的大安宮以及掖庭內，還滯留著數以萬計的無用宮女。
這些宮女被關鎖在深宮里，不但年年要耗費大量衣食，更重要的是滋生怨氣，不利國家的祥和，應當想辦法加以妥善處置。
李世民認為他的建議很有道理，便下令尚書右丞戴胄、給事中杜正倫等人負責總攬，在掖庭西門辦理遣放宮女的事務。
不少宮女因此終于得到機會，可以選擇離開深宮，隨便她們回歸原本家庭或者談婚論嫁，從此去過她們自己的生活。
這件事情看上去倒也并不算特別奇怪，關鍵就在于被放出的宮女主要來源于大安宮，這并不是李世民自己居住的宮殿，而是兩三年前剛剛被趕下皇位的太上皇李淵的居所。
這樣一看就很微妙了，考慮一下封建王朝的時代背景，這實際上就是一樁「兒子掌握大權后，克扣老父親生活費」的行為。
把大安宮的宮女大量放出宮去，怎麼可能不拉低李淵的生活質量？
放宮女：封建王朝「仁政」之一
實際上真相如何呢？李世民的這一命令，真是為了針對李淵才做出來的嗎？
古代人認為遣散宮女有助于驅散怨氣，因此不少封建帝王會選擇這種做法來祈求上天保佑，達到趨吉避兇的目的。
換句話說，這是一種「仁政」。
古代那些被幽閉深宮的宮女可憐到什麼程度？ 《資治通鑒》中就曾經記載過一件發生在唐中宗時代的小事。
唐中宗李顯有個外號叫做「和事天子」，這表明他并不是一個很有威勢的皇帝。
景龍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元宵節，他和韋皇后突然來了興致，于是夫妻倆就微服出宮到街上去看燈、享受一下節日的氣氛。
可能是燈火輝煌、萬家歡樂的場景讓皇帝心情很好，他順勢就下了另一道命令，恩準那些多年被困在深宮里的宮女也可以出宮去看燈。
這樣一來，數千名宮女如同困鳥出籠，紛紛走上街市去觀燈行樂。
唐代的長安本來就繁華美麗，這一來「燈下看美人」，佳節勝景就更加美麗了。
可是等到這麼一個歡樂的元宵佳節過去之后，問題出現了——原本獲準出宮的數千宮女，并沒有全部返回。
按照史書原文的說法就是「多不歸者」，不少宮女有了出宮透氣的機會，就干脆逃走了，不愿意再回到深宮里去。
正因為宮女的命運如此悲慘、人在宮里跟坐牢差不多，歷代封建王朝才會將遣散宮女作為一種「仁政」來推行，也算是一種常規。
「怨女三千放出宮」
李世民自己也曾經在《放宮女詔》中表明態度，他認為宮殿中需要用到的宮女數量應該有一定的規定，之前是由于隋朝末年過于荒淫享樂，才造成了大量宮女被幽閉宮中的現狀。
這些人既不得不與父母親族分離，又沒有辦法伸展自己的天性，「憫茲深閉，久離親族」。
所以上位者才推行遣散宮女的詔令，讓她們重新回到社會中去，「各遂其性」、「任從聘娶」。
僅僅是在他上位的武德末貞觀初短短數年之間，他就至少批準了兩次大規模的遣散宮女行動。
這些事在《唐會要》、《資治通鑒》等不同史籍中都有記載，足可互相作為參照。
第一次放宮女髮生在武德九年，李世民正式即位后不久，他就公開發布詔書，從中宮放出了超過三千名宮女。
后來大詩人白居易曾經寫了一首 《七德舞》來贊頌太宗的功業，其中有「怨女三千放出宮，死囚四百來歸獄」的句子，說的就是這件史實。
第二次主要針對大安宮的放宮女行動，發生在貞觀二年，也成為千年之后唐太宗被詬病「苛待老爹」的一大因由。
然而實際上，李世民之所以決定放出宮女，顯然有著更多層面的考慮。
首先當然是因為他剛剛上位，而且還是通過「玄武門之變」這樣的非常途徑上位，實行仁政穩定局面、安定人心，都是必須要做的事情。
其次也是因為唐王朝建立不久，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大量的人口繁衍來作為基礎。
為了達成這一目標，他在貞觀元年還曾經下了另一道詔令——命令州縣出面操辦，為男子年滿二十、女子年滿十五還未能嫁娶者解決婚姻問題；如果本人太窮無法結婚，同鄉的有錢人和親戚還必須予以資助。
至于克扣一下已經失去權柄的老父親，并不見得是他的主要目的。
此外，還有另一個事實也可以作為旁證：遣放大安宮宮女一事發生在貞觀二年，而李淵，卻是從貞觀三年開始才搬進大安宮的。
憋屈的唐朝開國皇帝
當然，即使減少宮女人數并不能成為李世民苛待父親的有力證據，也并不能反過來證明李淵退位之后過著非常舒心順意的生活。
封建時代有著「天無二日」的說法，事關最高權力的爭奪，幾乎個個都會拼到你死我活。
即使爭奪雙方親如父子兄弟，往往也不能例外。
「太上皇」這個詞通常專門用來稱呼退位禪讓的皇帝，或者現任皇帝仍然在世的父親。
從家族倫理來說，太上皇的輩分比皇帝更高，但從權力角度來說未必也是這樣。
為什麼會有人放著皇帝不做去做太上皇？有的是因為覺得自己辛苦了好多年，打算清閑享受；也有的是因為在權力層面已經壓不住繼任者，不如干脆在形式上做得好看一點。
而唐高祖李淵，顯然不屬于前者。
也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太上皇李淵雖然占著綱常倫理的制高點，但卻并不能從兒子那里得到最優越的晚年生活條件。
史書記載，玄武門之變發生于武德九年（即公元626年）的六月，但在塵埃落定之后，李淵并沒有立即就失去他的皇帝之位。
李世民當上了皇太子，同時獲得了聽政資格。
兩個月后，李淵給老心腹裴寂寫下手詔：「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。」
主動發話說自己要當太上皇，實際就是表示了決定退位的心思。
李世民繼位的地點是東宮顯德殿，這也是個很不尋常的細節。
眾所周知，「東宮」是太子的居所，一度成為太子這個身份的象征。
所謂名正言順，李世民登基為帝，自然也就不應該在繼續待在太子的居所。
這也證明在權力交接的初期，李淵并沒有從一直居住的地方搬走，而李世民雖然已經上位皇帝，卻仍然住在東宮舊居。
后世研究者通常認為，李世民之所以這麼做，一方面是為了盡量不刺激自己的老父親，另一方面確保父親住在內宮，實際上也更便于控制觀察，避免太上皇想著搞事。
一直到三年之后的貞觀三年，太上皇李淵才遷居到大安宮。
大安宮的位置在宮城之西，理論上講距離李世民的耳目較遠，那麼李淵的生活是否就此舒心愉快了呢？
倒也未必。
貞觀六年，李世民打算到長安郊外三百里的九成宮去避暑。
這一計劃遇到了來自不少大臣的諫言勸阻。
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的勸阻還比較委婉，因此李世民只是對他解釋自己「有氣疾」，因此打算離京避暑，又賜予他五十匹絹獎勵他的進言。
監察御史馬周的上書就比較不客氣了，這位官員認為，太上皇居住的大安宮本來就地方窄、房子小，氣派不夠，「宜增修高大，以稱中外之望」。
而且天氣暑熱，太上皇都還在長安忍受暑熱，皇帝陛下您卻顧著自己要去避暑，顯得很不關心長輩的舒適，這合適嗎？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幾乎整個貞觀時代，群臣往往都樂于勸諫皇帝不要耽于享樂、應當愛惜民力、不修或者少修宮殿。
然而馬周這次進言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強調宮殿不夠高大不夠好，應該下令撥錢去擴建。
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大安宮的居住環境確實不夠好，連這些整天念叨要儉省儉省再儉省的大臣都看不下去了。
馬周進言之后，史書記載李世民的反應是「上深納之」。
雖然如此，是否就真的花錢給李淵修了更好的宮殿，卻仍然是一個未知數。
晚年：父子和解？
總而言之，太上皇通常會獲得優越的享受條件，這是從尊崇倫理、為天下做出表率以鞏固皇權的角度出發的。
不過一旦遇到李淵李世民這種曾經父子反目的情況，待遇就往往是另一回事了。
李淵在被時勢所迫、交出權力之后，雖然物質上未必會遇到太大的匱乏，但精神和情緒上不可能和自己當皇帝的時候一樣自由隨心所欲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。
既不能再插手政事，也很少出去游獵，李淵晚年的大部分生活軌跡可以用「深居簡出」來形容，興趣也投注到了內宮享受領域。
在史書記載中，晚年李淵的出場通常都與李世民連在一起。
最常見的記載就是某年月日，皇帝前往魚龍川、昆明池等地去打獵，回來之后把打到的獵物送到大安宮；或者是某個意義重大的場合，太上皇到城郊檢閱軍隊，皇帝「隨行」。
從貞觀六年底開始，也許是因為長久的時間足夠修復曾經破裂的關系，也許是因為李世民不管在內政外交哪個領域都做得足夠給老爹「長臉」，這對父子之間的關系顯得好轉了很多。
十月份的一天，李淵在大安宮舉辦家宴，李世民帶著妻子兒女親自給太上皇獻上飲食衣物等等物品，這頓飯一直吃到夜深才散場。
到了宴會結束后，李世民還幾乎親自送老爹的車駕回宮，李淵則表示不同意。
雙方推讓的最終結果是各退一步，由皇太子李承乾代父盡孝，親送爺爺的車駕回宮。
更盛大的場面出現在貞觀七年，當時唐王朝最大的外患突厥已經被擊潰，突厥頡利可汗也被帶到長安，「天可汗」的尊號四處傳揚，唐朝的聲望沖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這一年的年底，李世民先是到芙蓉園游樂，又去少陵原打獵，回宮之后，他又以太上皇的名義在漢朝未央宮的舊地舉辦盛大宴會。
參加這個宴會的不止唐王朝內部的高官貴戚，還有來自周邊的歸附部落首領。
在這個彰顯王朝外部力量和影響力的重要場合，太上皇李淵顯然興致很高。
他首先下令讓突厥頡利可汗跳舞助興，又叫南蠻酋長馮智戴現場作詩，最后笑著評價「胡越一家，自古未有也」。
李世民也表現出了極高的情商，他首先將四夷來朝的成就歸于太上皇的「教誨」，又表明自己絕不會像當年曾經在此地設宴的漢高祖那樣、對待太上皇「妄自矜大」。
自然這場宴會也就獲得了完美的結局，大家都表現得非常高興。
不過，先是失去地位、不得不住在長安，又在宴會上被人叫出來跳舞的頡利可汗就開心不起來了。
第二年的正月間頡利就病逝了，也不知道他的突然逝世，和這場宴會有沒有關聯。
而李淵即使在未央宮的盛大宴會上享受了一番尊榮，他的時日也已經不多——就在這場宴會之后不滿兩年，年過七十的李淵就一病不起，病逝于垂拱前殿。
在他死后，被安葬在長安郊外的獻陵，謚號則隨著時間增長而越來越長。
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，唐高祖李淵被增謚為「神堯大圣大光孝皇帝」，謚號長度達到九個字之多。
只是不知道李淵如果泉下有知，對于自己的一生起伏又會有些什麼樣的感想？
參考資料：
《唐會要.卷三》（宋）王溥
《資治通鑒.唐紀九》（宋）司馬光
《冊府元龜.卷四十二》（宋）王欽若等
《新唐書.本紀》（宋）歐陽修、宋祁等